观察与展望|中国基督教： 大教会时代的没落与小团体时代的开启

耶稣在福音书并没有提出今天“教会”这个概念。他在福音书里提到，并被广泛引用为教会辩护的那段话，“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”(马太福音 18:20 和合本)实际要表达的与今天教会概念相差甚远。耶稣这段话更多的是强调信徒之间平等和自由的小团体，正如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一样，这样的团体才能自由思考，才能产生自由的思想。

今天的教会实际上更多沿袭了犹太人的会堂制度。会堂制度产生于大流散时期，被波斯帝国强制迁徙在外的犹太人，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认同，而因地制宜开展的圣经敬拜活动。因此这些会堂的存在本身发挥着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个是对内的，强调同一民族的精神和血统认同；其次是对外的，防止异教文化的同化和侵蚀。可以说，在那样一个背景下，会堂成为犹太人与外族的边界围墙，起到保护、支撑本民族血统认同的功用。如此，会堂制度下的犹太人要想保持自己的民族边界，必然与外界产生冲突与张力，正是张力的存在，强化了会堂制度的民族文化边界意识。

教会的产生与兴起有同样的历史环境和逻辑。

显然，在耶稣未曾钉十字架之前，今天教会意义上的团体并未产生，在耶稣的团队中，成员身份只有耶稣与门徒，门徒们称呼耶稣为夫子，再无别的职分。耶稣和门徒的关系也很简单，比较平等，门徒在耶稣面前可以自由表达。

耶稣升天之后，在经过第二次犹太战争，基督教开始和犹太教分裂，不再作为犹太教的分支存在，而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历史舞台。此时的基督教，犹如新生儿一般，在那个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混杂交织的时代，怎样生存，成为他们至关重要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保罗的加入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存在结构和模式。出身于法利赛人的保罗，显然是用犹太人的会堂制度建立了基督教教会组织，并设置了相应教会架构。

与会堂制类似，教会发挥了凝聚基督徒、设立群体边界的功能。正是教会的这种功能，让教会成功走过罗马帝国大逼迫时期。这一期间，因为教会经济财富总量的上升，教会内部结构开始日趋复杂，精英在进入教会之后，开始占据教会核心层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教会对世俗社会和世俗政权的影响开始逐渐增大，教会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，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出于帝国控制的需要将基督教国教化。至此长达三四百年的教会从产生到政治化，他的形态也就完全固定。这个概念下的教会状态，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。

教会一开始出于与周边环境的张力，为了继续自己的存在，清晰边界意识，从而抱团度过危机四伏的历史阶段。可见教会本身的产生和存在，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。但是教会这一逻辑，却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，而是犹如在辊道上无法刹车的铁轮一样，一直开到今天。与其说这是教会的问题，不如确切地说这是人性对权力和财富欲望的后果。正是教会所带来的组织结构，以及其所产生的的权力和经济利益，让教会这一世俗团体一直向前，直到今天。

天主教教皇国是教会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存在，也奠定了所有教会存在的理想模板。

历史的发展不是人主导的，乃是上帝在主导。自教皇国的建立开始，历史上就有一种反潮流暗自涌动，那就是小团体的反抗。修道院在开始自发运动的时候是个自发的小团体，但是很快被教皇国招安，圣法兰西斯创办的俢会同样试图回到耶稣模式，也被教皇国招安。直到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兴起的宗教改革，才成功打破教皇国的大教会模式。但是在宗教改革中，依然有两种路径的不同，一种是教会路径，一种是团体路径，前者已建立类似于教皇国一样的小型教会国度为主，比如加尔文宗，路德宗等；后者以再洗礼派建立共同体的模式为主。两种模式都产生了社会影响，但是后者的影响则创建了新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模式。

显然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历史环境不断转变，教会必然会成为历史上的一页，而不会写满整个历史。而大教会的解体的结果，必然带来小团体的产生。

中国教会在历史上一直是大教会方向，在西方帝国背景下的对华传教运动中，建立基督教王国是传教士的梦想，不论是戴德胜的内地会，还是美国的长老会等，都是如此。非基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基督教基本处于安静状态。因为这段时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。而这种剧烈变革，是中国自身主导、自身寻找变革资源的时代，那么带着浓浓帝国色彩的基督教，显然并没有被认同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基督教在中国开始复兴，其复兴仍然是以大教会大团队的模式。由于经济增长加速，加上国门打开，资金进来，在国际洋奶粉的助力之下，九十年代到入世之后的十年，是教会大团队时代。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跨地区的团队出现，攻城略地，伴随着城市化浪潮，纷纷进入城市。

时代发展，经济生活的不断改变，随着教会个体的崛起，大团队时代也随之解体，自此之后进入大教会时代，这些教会在规模上有大人数，在社会上有大声音，在聚会场所上有大建筑，如大教堂、大写字楼。但是，在社会上却没有相称的大影响，在文化上却并没有相称的大作为。

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，外在大环境的进一步转变，大教会时代也趋于没落。但是加速大教会时代没落乃至解体的则是兴起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。

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，聚会物理空间的压缩，让本就疲于奔命的大教会失去经济和信徒规模的资源。同时由于实体聚会的减少，让打破空间隔离可以自由组合的网络聚会兴起，同时符合防疫要求的小规模团体实体聚会也成为潮流。

长时间没有物理空间聚会的大教会，其信徒认同也随之减弱，伴随其一同减弱的，还有教会对信徒的人身控制力。

大教会的衰落，带来的是不仅是小团体的兴起，还有基督徒思想的空前活跃。在没有了大教会对正统教义的教条般的控制之后，自由思想不仅成为可能，而且成为潮流。在那些网络团体聚会之间，在那些小规模的基督徒团体聚会之间，信徒之间的平等，反而更有利于信徒个体思想的活跃交流与碰撞。

基督教思想的产生和文化的创造，不是在把持正统教义话语权的大教会时代，而是没有大教会控制的小团体自由思考时代。

也许在表面看来，当下环境是基督教的危机时刻。但是，确切地说是大教会的危机时代。基督福音与基督信仰的存在方式不是教会把持的，而是耶稣在福音书里说的奉他名聚集的团体。

小团体之内信徒之间的平等关系，以及自由思考带来的思想碰撞，必然成为未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主流，乃至成为新思想新模式的发源。而对于传统基督教来说，他们不过类似于快视频、广场舞一样成为特定年龄和文化群体的选择。